在刑事案件中，某些法院要求律師守紀律顧大局，服從組織安排，進而利用律師的特定身份，將其作為與被告人溝通的橋梁，勸說被告人認罪服判。針對法院該等要求，辯護律師是配合還是拒絕？這是律師界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在借鑒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經過幾代律師的累積，中國律師行業褪去稚氣走向成熟，其標志是：律師職業倫理基本形成，是非榮辱已有行業共識，正如在刑事辯護中，律師不能充當公訴人角色，這是底線，也是常識，不容逾越。
目前，我國處在法治初級階段，舊有體制慣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必須清醒看到，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舊有體制慣性不僅背離法治邏輯，其企圖“馴服”法治邏輯的情形亦屢見不鮮，其中，配合的律師，被稱為“歌德派”，不配合的律師，被稱為“死磕派”。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用法治邏輯祛除舊有體制慣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運用法律技藝，依據事實法律，說服法院法官，才是律師本分所在。
眾所周知，現代律師制度源起于私權對公權的制衡，律師是私權抵御公權侵犯不可或缺的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律師已由“國家法律工作者”轉變為“社會法律工作者”，這是律師角色歸位的體現，律師從權力麾下走出，以法律知識和技藝服務社會，參與社會分工，贏得社會認同，成為公權制衡者，成為私權捍衛者，著名法學家江平稱律師為“人權衛士”。鑒于此，司法過程中，法官應恪守司法被動性原則，抑制權力沖動，在法律程序內，理性對待各方當事人及律師，既不主動表揚律師，也不隨便斥責律師，這樣，法官才能成為公正中立的裁判者，律師才能更好制衡公權，捍衛私權。
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學家組成法律職業共同體，目標是實現法治，為了這一目標，共同體內需要合理分工。法官掌握方向盤，檢察官踩油門，律師踩剎車，法學家指揮交通，各司其責，一旦失職，或角色錯位，車要么偏離預定道路，要么發生事故。如果律師該踩剎車而不睬，卻踩起油門來，就極有可能車毀人亡，最終整車人都是受害者，當事人也不能幸免。從法官“馴服”律師，到律師說服法官，這是中國法治必須經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律師不能自廢武功，更不能“自宮”，而是要苦練內功，增強說服法官的本領，同時，律師行業要增強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交涉力，唯有如此，律師才能贏得社會信賴，而不至于淪為資本或權力的掮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