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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2015年，還是2018年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均未對黨員領導干部干預和插手招標投標的具體情形作出規定。這就需要結合中紀委印發的《黨員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領域行為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中紀委《解釋》”）加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中紀委《解釋》第四條，以四個項目列舉了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活動的八種情形。其中有多達四種情形與規避招標有關，占了半數。這充分反映了中紀委對規避招標問題的高度重視。實踐中，違紀人員為達到其操縱采購的目的，想方設法規避招標。以江蘇省溧陽市原建設局黨委書記、副局長趙海庚違規插手干預招標投標及受賄案為例，1999年至2009年，趙海庚利用職務便利，通過指使他人將應公開招標的工程項目采用多種手段規避招標，包括：化整為零、以鎮黨 委會決定代替公開招標投標，來幫助個體工程老板虞某承攬鎮計生大樓土建等多項[1]。
對規避招標的具體情形。筆者分別加以闡述：
 
一、要求強招項目不招標

中紀委《解釋》規定，黨員領導干部要求有關部門對依法應當招標的工程建設項目不招標，是違規情形。

邏輯上說，該條文適用于強招項目。實踐中，如何甄別強招項目是掌握該條的關鍵。

根據《招標投標法》第三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下列工程建設項目包括項目的勘察、設計、施工、監理以及與工程建設有關的重要設備、材料等的采購，必須進行招標：（一）大型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關系社會公共利益、公眾安全的項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國有資金投資或者國家融資的項目；（三）使用國際組織或者外國政府貸款、援助資金的項目。

同時，該法還授權國務院發展計劃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對前款所列項目制訂具體范圍和規模標準，報國務院批準。發改委據此頒布《必須招標的工程項目規定》，對必須招標項目的范圍和標準作出了詳細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

此外，該條還規定法律或者國務院對必須進行招標的其他項目的范圍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比如《物業管理條例》對前期物業服務發包、《土地復墾條例》對政府投資的復墾活動發包等均有必須招標的規定。

如果黨員領導干部要求有關部門或招標人擅自違反上述規定，將上述項目不經招標、徑行發包，構成違紀。比如，沈陽市遼中區副區長葛海軍在擔任沈陽近海經濟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期間，擅自決定將本應履行招投標程序的兩項工程，直接發包給某實業公司，還將近海經濟區物業管理直接承包給其表弟經辦的物業公司，因此受到黨內警告處分。[2]還有，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延河利用職權違規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受賄案，其利用擔任濟南市總工會主席、負責第二工人文化宮改擴建工 程的職務便利，未經招標投標，直接將電纜、電梯的供應、安裝等多項工程交給山東圣基建筑工程勞務有限公司負責人于某。[3]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即使是在形式上進行了集體討論、程序上履行了各個環節的簽字審批流程，只要依法必須招標的項目在黨員領導干部的干預下，不招標，亦屬于違紀。前面提到的江蘇省溧陽市原建設局黨委書記、副局長趙海庚案，是通過鎮領導班子會，作出所謂集體決策；又如，巴中市南江縣大河鎮黨委書記何全修也是以鎮黨委會集體研究的方式決策的方式，令大河鎮棚戶區改造項目規避招標，造成了不良影響，于2019年2月，何全修受到黨內警告處分。[4]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副秘書長白志明利用職權違規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受賄案中，其主持會議，堂而皇之直接將武警錫盟支隊搬遷工程交給翔達公司承建，背后向楊某索要賄賂人民幣100萬 元。[5]
 
二、要求強招項目化整為零

黨員領導干部直接地、無理由地要求有關部門或者單位違反規定，對強招項目不招標，采用直接委托或其他采購形式只是違紀情形的一種。更多的違紀，會采取較為隱蔽的方式，比如將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工程建設項目化整為零，以這種方式來規避招標，就是較為常見的情況。所以，《解釋第四條對黨員領導干部將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工程建設項目化整為零，作出專門規定。

與本條相關的法律條文是《招標投標法》第四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將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化整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規避招標”。如將已具備發包、開工條件的同一建設項目人為分割為一期、二期乃至更多期工程或將基礎工程和上部工程分割、將個別設備、建材分割采取甲供模式，使單項金額降低到《必須招標的工程項目》規定標準以下，達到形式上符合不招標的標準。

可以說，化整為零是規避招標最常見的方式，也是紀檢監察部門關注的重點。例如：2015年3月，李建坤在負責實施水頭鎮鬧村社區復綠項目期間，為了規避招投標伙同他人將總額為200多萬元的項目拆分肢解為5個工程并直接發包，收受好處費。2016年10月14日，平陽縣紀委給予李建坤開除黨籍處分。[6]
 
三、假借特殊工程名義規避招標

除了化整為零外，黨員領導干部假借保密工程、搶險救災等特殊工程的名義，要求招標人或有關部門規避招標，也是實踐中較為突出的情況。

《招標投標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涉及國家安全、國家秘密、搶險救災或者屬于利用扶貧資金實行以工代賑、需要使用農民工等特殊情況，不適宜進行招標的項目，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不進行招標。某些領導干部將其視為規避招標的方便之門。

從程序上講，凡以涉及國家安全、國家秘密為由不招標的項目，應當取得國家安全部門或省級保密局的相關文件；否則不能適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可以用以假借而規避招標的特殊工程不止保密工程、搶險救災，還包括《招標投標法》規定的屬于利用扶貧資金實行以工代賑、需要使用農民工，以及《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規定的其他情形，如（一）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專利或者專有技術； （二）采購人依法能夠自行建設、生產或者提供； （三）已通過招標方式選定的特許經營項目投資人依法能夠自行建設、生產或者提供； （四）需要向原中標人采購工程、貨物或者服務，否則將影響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五）國家規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所以，中紀委《解釋》在該條是不完全列舉。

和化整為零一樣，假借保密工程、搶險救災等特殊工程的名義規避招標實踐中常常被認定為應招標項目未招標的特殊表現形式。
 
四、強招項目違規邀標或其他違規

在《招標投標法》中，將招標分為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但對兩種招標方式在什么情況下適用，僅第十一條規定，國務院發展計劃部門確定的國家重點項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的地方重點項目不適宜公開招標的，經國務院發展計劃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可以進行邀請招標。

這導致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先假邀請招標之名排除了大部分潛在投標人，再通過邀請特定投標人的形式行圍標串標之實，或內定中標人，導致招標投標流于形式。比如，上海市金山第二工業區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沈永峰在2003年至2010年，利用職務便利，在負責金山第二工業區平整土地、市政道路等工程發包、管理中，采取將應公開招標的項目改為邀請招標等方式，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收受上海勞恩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某等多人賄賂折合人民幣130余萬元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7]又如，2011年初，武漢東西湖區發改委節能監察中心主任李國東受某建筑公司委托，找到其哥哥、時任東西湖區將軍路街黨工委書記李國選，要求在將軍路街還建樓工程（造價1.8億元）招標中給予關照。在李國選的干預下，將軍路街采取邀標方式對該項目進行了招投標，使該公司順利中標。[8]

鑒于此，2012年起施行的《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八條對邀請招標的適用情形作出了進一步規定，即以下兩種情形：（一）技術復雜、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環境限制，只有少量潛在投標人可供選擇；（二）采用公開招標方式的費用占項目合同金額的比例過大。但是，邀請招標是有程序要求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需要履行項目審批、核準手續的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需要由項目審批、核準部門在審批、核準項目時作出認定；其他項目由招標人申請有關行政監督部門作出認定。

實踐中，還有一種特殊的規避形式，即逃避監管。如沈陽市新民市副市級調研員馬運忠在擔任新民市財政局局長期間，違規用政府采購方式代替招投標來確定鄉鎮便民服務中心工程項目的承建單位，試圖逃避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監管部門的監管，受到黨內警告處分。[9]
 
熟悉以上規避招標的方式，無論是對黨員領導干部自查自糾、避免違紀，還是對紀檢監察部門以紀律為尺子,以事實為依據,不偏不倚、不枉不縱，精準問責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