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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9 11:25:00
一、民法典在人類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
民法典為公權劃定邊界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曾這樣形容過私權保障對民眾的重要性和神圣性——“風能進，雨能進，國王能進”：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踏進這間門檻已經破損了的破房子。皮特作為政治家對窮苦人財產權的格外尊重表明他認識到了財產權對窮苦人的極端重要性。窮人雖窮，但他頭上的片瓦與腳下的立錐之地卻是堂堂國王也不能任意剝奪的。“有恒產者有恒心”，民法典草案第三百五十九條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的，自動續期。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私權（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財產權）得以良好保障，黎民百姓方可安居，做長遠打算，投資興業。
“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憲治精神正是來自于公私法的劃分。有學者甚至認為；“在沒有憲法之前，私法本身就是憲法，在有憲法以后，私法的基本觀念、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成了憲法的基礎和原型，并通過憲法這種根本法的形式得到了升華而被貫徹到其他一切法部門中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貫穿改革的一條主線就是：勘定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讓過度集中的政府權力逐步從社會生活中退出，并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讓社會擁有更多創新空間。基于此，中央首先從農民腳下的土地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社會創新，從此踏上改革征程。中央不斷賦權社會，改革初始延續至今，日益成熟的市民社會渴望規則治理，從《民法通則》到《民法典》的制定，就是積極回應和引領市民社會，為私權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民法典實乃法治之根基
拿破侖晚年流放圣赫勒拿島，由貝特郎、蒙托隆、拉斯加斯和古爾戈等人陪伴，這些忠誠部屬害怕拿破侖落寂和孤獨，總是不斷贊譽拿破侖是偉大的軍事天才，堪比亞歷山大和愷撒，必將流芳百世。面對部下的美譽，拿破侖保持頭腦清醒，并沒有飄飄然，他說：“我的光榮不是在打過四千次勝仗，因為滑鐵盧一敗便可使這一切完全被人忘記，但不會被人忘記、而且永垂不朽的，卻是我的《民法典》。”
拿破侖執政后第一項舉措就是制定民法典，以此重建法國大革命推翻舊政權后之法律秩序，以貫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拿破侖任命第二執政、大法學家康巴塞雷斯牽頭，由特隆謝、波塔利斯、普雷阿梅納和馬爾維爾四位法學家組成委員會，起草《民法典》。拿破侖白天打理朝政，深夜趕往法典草案的審議會場，參與討論，每當與會者附和他時，他說：“先生們，你們來這里參加會議，并不是來贊成我的意見，而是來發表你們的看法。你們這么做了，我可以將你們的觀點與我的進行比較，確定哪個看法更好。”深夜時，參會者昏昏欲睡時，拿破侖高聲喊道：“公民們，我們得提起精神，現在才兩點鐘。我們要對得起自己的薪俸。”
拿破侖期待民法典成為國民生活指南，他說：“我要使我們國家的農民在煤油燈下看到這部法典，知道怎樣生活，怎么樣行使和維護自己的權利。”他要求法典通俗易懂，并成為國民計算和謀劃生活的寶典。1840年司湯達給巴爾扎克的信中說：“我在寫作《巴馬修道院》時，每天早上都要讀幾頁《民法典》，以便‘把音調準’。”拿破侖在征戰歐洲時，軍隊打到哪里，就把《法國民法典》帶到哪里，他深信：“世界上有兩種東西最有力量，那就是刀劍和思想。從長遠看，刀劍最終要被思想所征服。”拿破侖晚年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島，但是他的民法典大放異彩，影響整個歐洲乃至世界：1817年奧地利女皇Maria Theresia頒布民法典，推行政治及行政改革；歷經近一個世紀，1900年德國頒布民法典，旨在實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法律之目標；1898年日本頒布民法典，推行維新變法及廢除領事裁判權；清朝末年通過制訂《大清民律草案》，秉持以下宗旨：（一）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則；（二）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三）求最適于中國民情之法則；（四）期于改進上最有利益之法則，移植規范工商社會的西方法，完成中國法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1789年法國大革命迄今的兩百多年里，法國經歷了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五次共和，法國憲法更換了十五部之多，而公布于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幾經修訂，始終生效。可見，為法國社會發展奠定牢固基礎的不是憲法而是民法典，民法典實乃法治之根基。民法系法觀念的發祥地，是部門法的領頭羊。
二、民法典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性規則
民法又稱市民法，民法因市民社會而生，也因市民社會而發展。
守護社會應有領域
市民社會關乎生活，小則油鹽醬醋，中則衣食住行，大則人之生死，民法以其特有的人文關懷，關注關心關懷每一個人的生活——從娘胎（民法典草案第十六條：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到墳墓，民法用法律語言表達了社會生活基本條件。公權對社會領域擠壓，是從擠壓人的生活領域開始，生活沒了，社會幾近萎縮。我在《鍋邊市井》一文中曾寫道：“人要得其實不多，有一碗熱氣騰騰的鍋邊就好，就是靠這樣的熱度社會生生不息，其實，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吃喝，維系了社會的最根本，千萬別把吃喝不當回事，生活中的吃吃喝喝，大都留住了生命的精彩，吃喝在社會就在，吃喝沒了，社會就真沒了，這是社會守住自己最后底線。”民法典首要任務是守護社會，免遭公權擠壓。計劃經濟年代，公權以計劃為名，通過各種票證制度，管制人的衣食住行，進而管制社會，無社會民法典便失去存在的基礎。改革實踐證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 ”，唯有如此，民法典立足之基才日益堅實。
弘揚人的主體地位
社會既立，首先要解決主體進入社會的資格問題，也就是每個人在民法上是如何被對待，即所謂的人格問題。梅因曾說：“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但是，沒有人格平等，是無法由身份走向契約，因此，人格平等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民法典通過確立人格平等，達致組織社會的功能。孟德斯鳩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個人都是至高無上的。”民法典草案第四條明確：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法典以民事權利為中心展開（民法典草案設立人格權編），并將人身關系置于財產關系之前，廣泛確認公民享有的各項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親屬權、繼承權等權利，既弘揚人的主體地位，又明確了民法典中的人是市井中人，而非處于“教堂之地”或“道德之地”。民法之自然人有喜怒哀樂，也愛財好美，能理性判斷和追求自身利益，由此推及組織之擬制人格。民法典中雖充滿利益，但其善意度人，誠信衡量，經其調整的市民社會，最終成為一個道德秩序良好之地，可以說，民法典是市民社會最好的道德教科書。拿破侖曾期待民法典能起到教育國民的作用，而不只是法律人案頭工具，力求法典語言通俗易懂，國民如讀小說一般，陶醉其中。
觀察改革開放四十多來的中國，每一個社會進步都有賴于將人從舊體制的束縛中進一步地解放出來，使其享有應有權利。進而言之便是要厘清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的關系，將個人權利從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被淹沒其中，通過制度創新，形成權利——權力二元社會，民法典作為權利法即規定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基本權利的法律，在這一進程中起到重大作用，這是社會文明演進的結果。
推動社會協商共治
在福州三坊七巷靠近文儒坊口，碑文寫道：“坊墻之內，不得私行開門并奉祀神佛、搭蓋遮蔽、寄頓物件，以防疏虞；三社官街，禁排列木料等物。光緒辛巳年文儒坊公約。”該鄉約碑，一個約字，道出社區治理的奧秘。在相互協商，達成共識，共同遵守，此乃契約精神，這就是民法典中誠信原則（民法典草案第七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諾）的直接體現。民主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來做，法治就是大家對商量的結果共同踐行。談論民主和法治，許多人習慣于宏大，其實，最要緊的是從每個人生活的社區開始，在這方面，古人已立碑于此，指明方向。民法典草案第133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貫徹了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原則，為協商共治奠定制度基礎。市民由生活契約，到社會契約，再到政治契約，從社區自治走向國家治理。
促進社會多元共治
現代社會對法治的理解愈加豐富，把法治理解為“規則治理”，而這一規則顯然不限于國家制定的法律，還包括鄉規民約、習慣、自治性的團體規則、行業章程等。民法典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違背公序良俗。”這使得習慣借助于民法的可以更加有效地實現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充分發揮社會自治的功能。同時，民法典還確認了法人、非法人組織依據法律和章程規定所作出的決議行為及其效力，為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預留空間。
考察相關國家或地區，在制定民法典時，一般都開展民事習慣調查。瑞士在制定民法典前，政府委托學者歐根·胡貝爾對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個綜述，即《瑞士私法制度和歷史》。民事習慣調查源于德國歷史法學派，其代表人物為法界鴻儒薩維尼，該學派把法理解為民族精神的體現。近代以來，中國立法型的民事習慣調查有兩次，一次是清末為了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一次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為了制定《中華民國民法》。這兩次調查結果，由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匯編而成《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對20世紀20—30年代民國政府制定民法典助力良多。
三、民法典在當下中國治理現代化中的使命
法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問，它以社會上現實的法律關系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一個社會要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發達的法律關系是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積累，對民事法律關系來說尤為如此。古羅馬法學家保羅在《學說匯纂》中說：“立法者并不關注那些只發生過一兩次的情形”。具備穩定社會條件，立法者才能充裕地總結社會的經濟生活，制定適合社會需要的民事法律。社會穩定才能形成職業的法學家階層，對紛繁復雜、博大精深的民法理論做系統研究。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啟動民法制定工作，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為民法典制定奠定了良好基礎，制定頒布民法典水到渠成。民法典在我國治理現代化中擔負如下使命。
為人權提供最基本保障
人權是指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人權首先體現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它們都是最重要的民事權利，并且是享有其它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基礎。因此，民法典對它們規定和保護體現了社會最基本的人權保障。1986年4月12日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被西方國家譽為“中國的人權宣言”。可以說，民法典是權利宣言書和權利保障書。
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恩格斯說：“民法準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民法典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一般規則及市場活動的行為規范，使市場參與者可以遵循這些規則從事活動，進行預測、計劃和冒險，并使市場獲得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便可以建立。
促進政治民主和政治清廉
民法典明確個人權利，為國家權力行使劃定范圍。這有利于抑制行政機關權力的膨脹和限制行政干預。行政機關侵害民事權利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最終實現政府職能轉換，促進政治民主。同時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法律機制的建立，防止權力腐敗，實現政治清廉。
實現社會正義
在我國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各種利益的沖突。這種沖突包括個人之間利益的沖突、個人與國家之間利益的沖突，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采用舊體制下的辦法去解決這些沖突，而必須尊重人權，衡量利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沖突。民法典作為社會生活根基性規則，將在解決利益沖突中實現社會正義。罪刑法定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其目的是限制公權力（國家刑罰權）的濫用，而在民事案件審理中，涉及私權利，以“法不禁止即自由”為依歸，允許法官造法，方能在法律規定及習慣規則皆無之情形下，從紛繁復雜的市民生活中，提煉出慰籍人心安頓人生的新規則。法官依憑民法之原則造法，其目的解決社會生活無限性和法律條文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法官不能以法律沒有規定而拒絕裁判案件。可見，民法典草案總則編中基本原則并非政治宣言或口號，而是擔負法律解釋及漏洞補充之功能，確保社會正義充分供給。
唐代詩人杜甫詩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期待民法典在潤物細無聲中，以其特有的人文關懷，不斷推動社會走向文明，促進治理現代化。十九世紀是法國民法典（三編）時代，二十世紀是德國民法典（五編）時代，二十一世紀當屬中國民法典（草案七編）時代，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將為世界貢獻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