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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并規定“黨政機關在職干部……決不允許運用手中的權力，違反黨和國家的規定去經營商業，興辦企業，謀取私利，與民相爭。”198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第四條規定，“凡參與違法經營活動或為其提供方便的干部、職工，要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其中的領導干部要從重處理。”

1995年6月，中紀委、監察部（已撤銷）印發了《化學工業部關于貫徹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四條規定”的實施意見的通知》，規定“部直屬大型國有化工企業的中層以上領導干部，國有中小型化工企業負責人，國有資產控股或參股的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由部委派或任命的領導干部。包括上述人員中已到退（離）休年齡，尚未辦理手續的干部。”“不準利用職務之便為家屬及親友經商辦企業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不準利用職權以各種名義向本企業和下屬單位推銷、攤派商品。”

1997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律處分條例(試行)》（已廢止）第八十八條規定，“黨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中的黨員干部，違反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友經商辦企業謀利益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同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的《廉潔從政準則（試行）》（已廢止）第五條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對涉及與配偶、子女、其他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有利害關系的事項，應當奉公守法。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同時明確“不準為配偶、子女及其他親友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和優惠條件。”同年9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布的《廉潔從政準則（試行）實施辦法》（已廢止）第十條中明確，廉潔從政準則第二條中所稱的“個人經商辦企業”，是指“是指個人獨資經商辦企業，與他人合資、合股、合作、合伙經商辦企業，私自以承包、租賃、受聘等方式經商辦企業。”

2004年12月，中紀委印發《國企領導廉潔規定（試行）》（已廢止），其中，第六條第三項明確，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不得“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就其他有利益關系的人從事盈利性經營活動提供各種便利條件。” 2009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國企領導廉潔規定》，在第六條明確禁止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利用職權為自己或其他領導人員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關系人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2010年2月，中紀委制定的《廉潔從政準則》（已廢止）中第五條第六項規定“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或者黨員領導干部之間利用職權相互為對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

2011年3月，中共中央紀委制定的《廉潔從政準則實施辦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和優惠條件的，依照《紀律處分條例》第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處理。黨員領導干部之間利用職權相互為對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2018年中共中央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九十五條分別規定了黨員干部不得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不得相互利用職權為對方及配偶、子女及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權益；得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在特定范圍內謀取利益。

可見，黨內法規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影響親屬經營活動的規定是一以貫之的。

《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六條規定“相互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對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搞權權交易的……”，第九十五條規定，“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在審批監管、資源開發、金融信貸、大宗采購、土地使用權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招投標以及公共財政支出等方面謀取利益……”可見，若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親屬從事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這里親屬的范圍除第九十七條規定的“黨員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外，還包括“其他特定關系人”。結合《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一條加以理解，“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因此，這里的特定關系人，包含了情人等非親屬，也包含了親屬。其中，近親屬的范圍，可以參考《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為近親屬。”筆者認為，從事經營活動的親屬范圍應當做擴大理解，既包含近親屬，也應當包含近親屬的配偶。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影響謀取不當利益的受益人除了上述親屬外，還包括身邊工作人員及其他特定關系人中包含的存在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非親屬。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原山西省委副書記金道銘涉嫌受賄罪、非法經營罪一案中，就認定被告人胡昕作為金道銘(已判刑)的情婦，即特定關系人，于2009年下半年，以其實際控制的山西奧科新得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建設山西數字礦山信息化技術研發基地項目為名，取得山西省太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業(科研)用地使用權，至2012年6月，在該地塊上建成嘉名國際大廈。期間，胡昕將該科技項目用樓定位為高端商務寫字樓并對外預售，以每平方米人民幣1.73萬元至1.78萬元不等的單價將該大廈出售，得款人民幣20.799億余元，經鑒定，違法所得人民幣14.763億余元。這就是典型的其他共同利益關系違法違規經營案例。

如何界定黨員領導干部是否利用職務影響為親屬從事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違紀行為，不能簡單以領導干部的親屬從事了經營活動、或領導干部只要參與了經營活動就認定為違紀。對此類問題，應當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認定：

1.黨員領導干部以親屬名義從事經營活動，實為本人違規從事經營活動進行營利。

根據《廉潔從政準則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經商辦企業包括個人獨資或與他人合資、合股經商辦企業，也包括以個人或者他人名義入股的形式經辦企業，還包括以承包、租賃、受聘等方式從事商業等經營活動。因此，對出現上述行為的黨員領導干部應認定為違紀。

2.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影響，為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經營活動打招呼提供幫助。

根據《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六條規定，“相互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對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搞權權交易的……”及第九十五條規定，“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在審批監管、資源開發、金融信貸、大宗采購、土地使用權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招投標以及公共財政支出等方面謀取利益……”因此，黨員領導干部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經營活動打招呼提供幫助的，認定為違紀，應給予相應紀律處分。

3.黨員領導干部雖然未參與經營管理，但默許親屬在從事經營活動過程中以本人名義謀取私利。

根據《廉潔從政準則》（已廢止）第五條規定“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五）默許、縱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以本人名義謀取私利。”因此，雖然黨員領導干部未實際參與經營管理，但默許以本人名義謀取私利的行為，仍應當認定為違紀。

4.黨員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在從事經營活動過程中，黨員領導干部有一定參與。

黨員領導干部一點不參與上述經營活動的，既不符合常理，也不具有可能性。若黨員領導干部全面、經常性的參與經營，且其意見實質上是起到決策性作用的，則應當認定為構成違紀行為。若黨員領導干部只是一般性的了解、過問經營情況，適當提出建議的，或利用個人專長為經營活動提供幫助的（如起草、修改公司參與的合同等），在此情況下，不宜認定為違紀。

古人云：“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家庭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單位，家風是一種潛在的、無形的教育力量。領導干部的家風不僅僅是家庭私事。從近年查處的腐敗案件看，家風敗壞往往是領導干部走向嚴重違紀違法的重要原因。

我國在多部公文中均對黨員干部家風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劃定了底線。如，《廉潔自律準則》明確要求“廉潔齊家，領導干部帶頭樹立良好家風。”《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注重家庭、家教、家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強調，對“家里那點事”，要“留留神，防微杜漸，不要護犢子”。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工作報告中要求，要“注重家風建設，引導黨員、干部修身律己、廉潔齊家”。因此，我們既要從思想道德、傳統家規文化上正面倡導，又要標明家風不正的行為底線，嚴防家族式腐敗，用制度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從事經營活動的行為，德紀法多管齊下，深化黨員領導干部家風建設。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因此，個人經常會將這種較為親密的社會關系視為一種工具，利用這種工具來獲取自己需要的各種資源。像周永康、張堅等深陷家族式腐敗的現實案例不勝枚舉，每一例都教訓深刻，每一名領導干部都應引以為戒。因此，每一名領導干部不僅應自身清正，認清自己的角色，為“齊家”樹立標桿，還要嚴格要求配偶和子女等親屬，管好身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