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12月22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審議，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本次公司法修訂草案修訂內容眾多，涉及公司登記、組織機構、授權資本制、關聯交易、董監高權利義務、國有獨資公司等諸多方面。本文作者以爭議解決的視角，從中選取對既有裁判規則和商事活動影響較為顯著和深遠的四個具體問題，結合以往判例和觀點，比較本次草案，予以簡單分析和介紹。
三、“同股不同權”
（一）同股不同權之前世
一般來說，“同股不同權”，是指不同類型的股份表決權不同，或稱“AB股制度”，是一種特殊的股權架構。相比傳統公司法堅持的“一股一權”原則，這種架構下，公司可以發行有別于“一股一權”原則的特殊股份，如一股多權，這類股份將享有比普通股更多的表決權。公司的創始人或管理層，通過持有“一股多權”的種類股，從而在股份比例較少的情況下仍保持對公司的有效的控制。
【國外】
同股不同權最早出現在美國，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最先上市發行無表決權A類普通股和有表決權的B類股，引起了公眾強烈反應，其中以反對聲為主。到了1994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和監管柜臺交易（OTC）市場的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NASD）達成協議并得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批準，允許公司在IPO的時候采用雙重股權結構。
【中國香港】
1987年3月，李嘉誠的長實集團公布計劃發行A/B股，B股和A股有相同投票權，但面值和股息權利只有幾分之一。消息公布后引發市場強烈反應，香港股市一度大跌。同年4月港交所和證監處發表聲明，不再容許B股上市。1989年香港正式廢除A/B股制度，在短暫的激進后又回歸“同股同權”。自2013年初開始，阿里巴巴就與港交所就上市事宜展開多次斡旋。馬云提出“AB股”上市方案遭拒后，再度商討以“合伙人制度”上市。堅持“同股同權”的香港最終拒絕了阿里巴巴的上市申請。
2018年之前香港一直堅持“同股同權”，導致阿里巴巴無法在香港上市，讓港交所錯過了一家市值千億美金的公司，成為一大遺憾。2018年4月30日，香港開始實施新的上市規則，才明確接受“同股不同權”的公司治理結構。后來，小米集團成為新規下第一個在港交所的同股不同權的公司。
【中國境內】
“同股不同權”在有限責任公司領域并未被禁止，股東出資比例與表決權、分紅權的比例，都是可以在章程中自由約定的。我國現行《公司法》第42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34條規定“股東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的除外。”
但對于股份有限公司，現行《公司法》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同股同權”，尤其是在表決權方面。《公司法》第103條規定，“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會議，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公司法》第126條規定“股份的發行，實行公平、公正的原則，同種類的每一股份應當具有同等權利。”由此可見，與有限公司不同，股份公司的表決權原則上只能按照一股一權進行分配，不允許章程或全體股東對此作出特別的規定或約定。
其例外在于，《公司法》第131條所規定的，“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以外的其他種類的股份，另行作出規定。”在2018年9月18日，為推動創新、引領經濟發展，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國發[2018]32號），其中第26條規定：“推動完善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資本市場相關規則，允許科技企業實行‘同股不同權’治理結構。（證監會、發展改革委、科技部、人民銀行、財政部、司法部等按職責分工負責）”自此，相關意見和規則才緩慢、逐漸落地，在有限的范圍內允許一些滿足條件科技企業實施“同股不同權”。2020年，優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正式掛牌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
（二）同股不同權之今生
現在《公司法》下不同公司“同股不同權”可行性：
（三）修正草案規定
規定差異化的類別股，正式確認“同股不同權”。關于同股不同權的制度，現行《公司法》只在有限公司領域有比較原則性的規定，而在股份公司領域則仍固守于“同股同權”的傳統原則，雖然存在一些例外的嘗試，但總體上仍趨于保守。本次修訂草案則對已有較多實踐的類別股作出了詳盡的規定，包括優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決權股、轉讓受限股等，一改舊制，大放異彩。本修訂草案若通過，將是首次在法律層面上明確認可股份有限公司“同股不同權”的制度設計，意義不可不謂重大！
對于實際控制人的股份，可在上市前通過發行表決權以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類別股，保障實控人的表決權，從而保障實控人的控制權，但是需要在上市前完成，上市后就不行。而對于用于員工激勵的股份，若不希望員工享有表決權，也可以通過發行類別股解決。此外，修訂草案第（一）款和第（三）款的類別股，也給了擬上市公司設計股權架構更多的操作空間。
四、禁止財務資助
（一）財務資助
財務資助行為一般是指公司為即將收購或正在收購、或者已經取得公司股份的收購方或股東提供財務上的支持行為，這類財務上的支持行為包括了提供贈與、貸款、擔保以及其他財務資助行為。在現行《公司法》第115條以及有關上市公司等相關管理辦法、規則中均存在大量的禁止性規定。
之所以財務資助行為會受到嚴格的限制，是由于財務資助行為表面上是目標公司被注入了新的資本，但其實質仍然是目標公司以自己的資本向投資者提供資金等方式的資助，用以收購自身的股份，最終并未導致公司資產的增加，這與公司法基本的公司資本維持原則有悖。
（二）修正案規定
（三）解讀
1.本次《公司法》修訂草案的規定，原則上禁止公司及其子公司為他人取得本公司的股份提供贈與、貸款、擔保以及其他財務資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或者金融機構開展正常經營業務的除外，也明確了違反規定為他人取得公司股份提供財務資助時，董、監、高的賠償責任；
2.財務資助與對賭協議的關系
所謂“對賭協議”，即“估值調整協議”，主要是為了解決私募股權投資時被投資企業的現有價值如何確定以及設定的業績目標實現與否如何影響估值的問題而應運而生的一種投資領域使用的合同條款。然而，如果對賭協議中的老股東未能達到協議設定的業績目標。其應當根據協議對投資方股東履行一定的補償行為，一般包括向投資方轉讓一定數額的股權或是以低價銷售股權，乃至于提供現金補償（其中常常由目標公司提供擔保），前者可能被視為目標公司對投資方購買股權的行為提供了財務資助，后者如果將估值調整和此前的投資入股視為一項整體行為，目標公司實質上是為投資方股東取得本公司的股權價值提供了擔保。在“海富案”確定的“股東之間對賭有效、與目標公司對賭無效”后，最高院以及相關仲裁案件又引發了“股東之間對賭有效、目標公司提供擔保有效”的討論，《九民會紀要》又提出“與目標公司對賭有效、但要履行法定減資程序”的規則，現在《公司法》修訂草案提出的“禁止財務資助”規則在“對賭協議”事項下，如何得到適用，是后續值得關注和討論的一個話題。
感謝實習生林欣薇對本文的貢獻
新規解讀 | 《公司法（修訂草案）》如何影響爭議解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