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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6 11:04:00
1215年，南宋遷都臨安77年 ，一直處在金人南侵的困擾中。
1215年，忽必烈出生，蒙古人攻占燕京，金人已岌岌可危。
后，宋聯蒙滅金。
然，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蒙古鐵騎一路南下，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遷都燕京，稱大都。
1278年，文天祥被元軍抓捕，獄中作《正氣歌》，從容殉國，流傳千古。
南宋余部亡命天涯，1279年3月19日，崖山海戰，走投無路，老臣陸秀夫背負兒皇帝跳海身亡，宋滅。
第2則
1215年，英國處在歷史上最糟糕的國王約翰統治時期。
因，約翰王心中沒神，無視貴族，任性。
果，約翰王好斗好戰，橫征暴斂，無知無畏，不講信用。
遂，封城建邦的貴族們開始造反，兵臨城下。
然，貴族們沒有砍下約翰王的頭，取而代之。
而，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斯提芬的見證下，1215年6月15日，于倫敦溫莎城堡附近，泰晤士河畔，蘭尼米德草場上，貴族們讓約翰王在后人稱為《大憲章》的文件上簽上名字，此刻，不管約翰王內心有多么不愿意，他除了簽名，已別無選擇，這是他與貴族們妥協后的最佳選擇。
《大憲章》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契約，貴族們贏得了權利，約翰王保住了王位。
約翰王在萬人之上，在神和《大憲章》之下， “王在法下”成為執政底線，不容逾越，更不容踐踏。
《大憲章》第61條明確了約翰王違約之法律后果：
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諸讓步，在欲歸榮于上帝致國家于富強，但尤在泯除余等與諸男爵間之意見，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因此，余等愿再以下列保證賜予之諸男爵得任意從國中推選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應盡力遵守，維護，同時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頒賜彼等，并以本憲章所賜予之和平與特權。其方法如下：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權利，或破壞任何和平條款而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發覺時，此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國內時，則至余等之法官前，一一指出余等之錯誤，要求余等立即設法改正。自錯誤指出之四十日內，如余等，或余等不在國內時，余等之法官不愿改正此項錯誤，則該四人應將此事取決于其余男爵，則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聯合全國人民，共同使用其權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與壓力，諸如奪取余等之城堡、土地與財產等等，務使此項錯誤終能依照彼等之意見改正而后已。但對余等及余等之王后與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錯誤一經改正，彼等即應與余等復為群臣如初。國內任何人如欲按上述方法實行，應宣誓服從前述男爵二十五人之命令，并盡其全力與彼等共同向余等施以壓力。余等茲特公開允許任何人皆可作上述宣誓，并允許永不阻止任何人宣誓。國內所有人民，縱其依自己之意志，不愿對該二十五男爵宣誓以共同向余等施用壓力者，余等亦應以命令令之宣誓。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任何人死亡，離國或因故不能執行上述職務時，其余男爵應依己意自其他男爵中推選另外之人代之，其宣誓方法與上述諸人同。此外，上述二十五男爵于受托執行任務時，倘在出席討論中關于某些事件發生爭端，或有某些男爵被召請后，不愿或不能出席時，則出席男爵過半數之決定，或宣布之方案，應被視為合法且具有約束力，一如二十五人全體出席所議決者同。上述二十五男爵應宣誓對前列各項竭誠遵守，并盡力使其余之人遵守之，而余等亦不得由自己或通過他人自任何人取得任何物品致使上列諸權利與自由廢止或削減。如有此項取得之物，應視同無效與非法，余等自己不得加以利用，亦不得通過任何別人加以利用。
依據上述第61條，在約翰王違反《大憲章》時，貴族擁有“造反”的權利。
第3則
1215年，南宋朝政一片昏庸，社會卻一派繁華，市井文化崛起，江湖戲子演出時敢影射廟堂。
1215年，中國 “四大發明”均已問世運用。
1215年，造紙術尚未越過英吉利海峽，進入英格蘭半島，《大憲章》被貴族們用又尖又硬的鵝翎筆寫在羊皮上 。
可是，“文明”的南宋并未有孕育出起而“造反”貴族集團，只是在忠臣與奸臣的道德標簽里翻轉。而且，南宋的“文明”也擋不住蒙古“野蠻”入侵，只留下文天祥《正氣歌》作為最后的憑吊。
其實，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造反者，他還是擺脫不了黃袍加身的宿命，雖然，他是一個溫柔的專權者。
甚至，宋朝出現過一群造反者，匯聚為一百零八條好漢，占據水泊梁山為王，一心等著招安，最后七零八落，死的死，殘的殘，整一個山寨水平。曾經豪氣沖天的武松，終老歸隱西子湖畔。
南宋最后在道德的陰溝里翻了船，連同“敵我”和“主奴”這兩具僵尸，陰溝里沖天的臭氣一直熏到現在。妥協被視為沒有氣節，造反被視為大逆不道。
美國《獨立宣言》中寫道：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于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愿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于專制統治之下時，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并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
1215年英國貴族“造反”的權利，變為文明種子，乘坐“五月花”號船只，穿越大西洋，落戶美洲大陸，鮮花盛開，碩果累累。
筆者說
如今，英國《大憲章》作為人類法治的開端，無可非議，因此，也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800年過去了，其間所包含的道理還在，從未過時，而且愈發顯示其改變現實的力量。
法治首先體現為用法律約束最高統治者，正如《大憲章》約束約翰王。因此，法治不是掌權者依法治民，而是為掌權者設計制度籠子。
法治是力量妥協的產物，沒有貴族的“造反”，就沒有約翰王的退讓。因此，法治需要足夠制衡掌權者的力量，否則，就是墻上的餅。
法治不是圣人自覺的結果，更可能是惡人相互制衡的過程，最糟糕的約翰王誕生了最經典的《大憲章》。因此，法治非圣人之治，別期望圣人栽出法治之果，播下龍種，收獲往往是跳蚤，圣人也成了歷史長河里的跳梁小丑。
西諺云:“三個強盜出法治。”法治文明產生于野蠻與野蠻較量中，誰也消滅不了誰，結果，各方只好坐下來談判，共同遵循彼此達成的協議，并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制保障協議履行，以及對違約方的懲戒。可以說，法治往往是談出來的，專制往往是打出來的。這個世界不怕有強盜，也避免不了強盜，小則盜鉤，大則盜國。如果都是圣人，也就不需要法治了。渴望圣人的道德治國，時常誤國，甚至亡國。
1215年，蒙古人正異軍崛起 ，其后，橫掃歐亞大陸，直抵法國多瑙河，如今，已煙消云散，僅剩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追憶，還得借助于金庸的武俠小說。1215年英國《大憲章》播下的法治種子，如今已遍布世界，成為共識，匯聚成浩浩蕩蕩的大潮，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中國，這就是法治文明的力量，我們期待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