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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7 10:47:00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江平先生，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當時正在福建司法學校任教，參加由司法部組織的全國政法院校民商法師資培訓班，有幸聆聽了江平先生精彩的授課（當時授課的還有張佩霖先生、楊振山先生、張俊浩先生、方流芳先生等人），這是我私法精神的一次重大啟蒙。
其后，江平先生時而應邀到福州做學術演講，我遠距離坐在臺下再次聆聽，先生富于感染力的演說風格每次都深深地吸引著我，事實上先生是在用一種獨特方式推動著中國的法治建設，正如先生所說：“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正是在包括先生在內的一批民法學者的吶喊之下，民法在與經濟法的論戰中贏得一席之地，《民法通則》在歷盡艱難后獲得通過，這一切都為民商法學（包括民商事立法）于九十年代在中國的全面崛起打下牢固的基礎，由此，中國終于迎來了一個民法時代，迎來了一個私權全面復興的時代。
江平先生在中國政法大學擔任校長期間，我正在華東政法學院求學，當時，華東政法學院與中國政法大學同屬于司法部直屬的政法院校，我非常羨慕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的學子們能擁有這樣一位愛護學生、敢于擔當、錚錚鐵骨的大學校長。先生去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后，其語“只向真理低頭”，讓我們領略到法律人與強權抗爭、為權利斗爭、替弱者代言的勇氣和精神。先生作為一名法律人，秉持法律人精神，在公權踐踏私權的重大事件中，先生時常發出聲音并施以援手，俠之大者如先生是也，先生由此獲得學界和社會的廣泛贊譽。
學者謝泳在《逝去的年代》一書中感嘆道：
謝泳實際上是在感嘆知識分子精神的消逝，然而，在江平先生的身上，我們依然能看到過去教授的風骨，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精神，可以說，作為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楷模，江平先生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