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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黨員借款問題， 2003年《紀律處分條例》并未就此問題進行明確規定。

2004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組織部、監察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試行）》第五條中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應當忠實履行職責，不得有以權謀私、損害企業利益的下列行為：（一）接受或者索取本企業的關聯企業，與本企業有業務關系的企業，以及管理和服務對象提供的不正當利益”。向關聯企業、有業務關系的企業，以及管理和服務對象借款，可以視為是索取不當利益的情形之一，而適用該規定。

到了201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試行）》第二條中明確：“禁止利用職務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一）索取、收受或者以借為名占用管理、服務對象財物”。該規定已將“借”作為占用財物的表現形式加以禁止。

此后，2016年初正式施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第一條中清晰地提出：“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為名占用管理和服務對象以及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財物”。

2018年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進一步明確：“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住房、車輛等，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

通過梳理和比照前述規定，不難發現對黨員借款行為的違紀定性與黨紀處分的依據，是一脈相通且日漸明晰的。

前述規定中，主要從兩個方面對黨員借款問題進行討論：其一是黨員借取錢款的對象，其二是利用職權影響或影響職權履行。前述規定的考慮，是基于黨員與其工作中的管理或服務對象的關系中，黨員在職權或者地位上形成了更為便利條件和優勢地位，如上下級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等明顯不平等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建立的借貸關系，在主體平等性上失衡，管理或服務對象有的可能是礙于黨員職權地位而被迫借款。更有甚者，可能是對黨員另有所圖，希望通過借款行為，令黨員為其謀取不正當利益。所謂“拿人手短”，借人錢財之后，黨員干部也難以保證借款不影響公正執行公務。

杭州西湖城市建設投資集團原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翁偉紅，在擔任杭州西湖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期間，先后兩次向管理服務對象借款共計45萬元，用于為特定關系人購房，分別借用5個月、1年半后還清本金，但未支付利息。2018年5月，在組織核查期間，其隱瞞借款事實，未向組織如實報告。2018年12月，翁偉紅受到開除黨籍處分。

在該案例中，翁偉紅借款事出有因，且在使用后亦歸還借款。因向管服對象借款，其仍受到了嚴厲的黨紀處分。由此可見一斑。

黨紀中的廉潔紀律首先必須是通過外部客觀行為所表現的。黨員內心是出于真實借款需要，還是有索賄之嫌，我們無從探究。因為人的動機是無法揣測的。為了避免黨員借款淪為腐敗的灰色地帶，嚴格意義上仍應根據表現來判定，即避免踩到最基本的紅線——不得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借款。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無論黨員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于部分違反黨紀的借款行為，如黨員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出借人謀利，則可能被認定為涉及相關的刑事受賄犯罪，而不僅僅受到黨紀處分。

例如，廈門市同安區行政執法局新民中隊科員葉愛勇，負責包片分管新民鎮湖安社區、梧侶社區“兩違”建設工作期間，曾多次向違建居民借款，共計5萬元。他利用職務便利，向違建居民通風報信、僅將違建居民超平方建設的鋼筋柱割掉，沒有繼續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阻止，致使違章建筑順利建成。2016年3月，同安區紀委對葉愛勇涉嫌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同月將其涉嫌犯受賄罪的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016年5月，葉愛勇因涉嫌受賄罪被提起公訴，后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10萬元；受賄犯罪所得款5萬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六）以借款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行為的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

據此，司法機關在具體認定相關的刑事受賄犯罪之時，也應綜合款項去向、出借方是否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務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黨員是否有歸還的能力、未歸還的原因等，加以判斷、定性。

此外，我們還應當注意《紀律處分條例》總則中所涉的紀法銜接。以借款形式，行受賄之實，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有關規定處理。一般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構成受賄罪（例外情況：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下，但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處分的、或多次索賄的、或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等），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在六萬元以上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關于量刑金額問題，在達到前述到量刑金額標準的情況下，黨員除因觸犯刑法將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等主刑外，此時根據《紀律處分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黨員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處刑法規定的主刑（含宣告緩刑）的”，黨員還將面臨開除黨籍處分。而如未達前述到量刑金額標準，但屬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三十一條：“黨員犯罪情節輕微，人民檢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決并免予刑事處罰的，應當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規定情況的，亦應依據前述規定進行相應的黨紀處分。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水平及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借款的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現金交付方式之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還可能通過微信、支付寶、銀行轉賬等方式開展借貸活動，甚至，衍生出了通過網絡貸款平臺向借款人提供錢款，乃至提供存有特定資金的虛擬數字賬戶（如股票賬戶）等更為新穎的特殊形式。

就上述特殊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九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視為具備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關于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銀行轉賬、網上電子匯款或者通過網絡貸款平臺等形式支付的，自資金到達借款人賬戶時；(四)出借人將特定資金賬戶支配權授權給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對該賬戶實際支配權時”。

即在民事法律領域，對于借款行為的認定，本質上在于借款人能夠取得對于所借標的具有經濟價值的控制權。據此，縱使部分黨員瞞天過海，試圖借由網絡貸款平臺接收管服對象的借款，又或者打著借用管服對象的股票賬戶的名義進行炒股活動，都屬于借款范疇，故仍將被界定為向管服對象借款。就此，我們認為同樣可以按照《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中關于禁止“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

實踐中還存在這樣一種特殊操作。黨員干部向非管服對象借款，然后又通過管服務對象就其借款提供擔保。就此，如黨員發生到期無法償還借款的情況，則提供擔保的管服對象將需要代黨員干部償還借款，并因此成為黨員的新債權人。我們認為，黨員干部令管服對象為其借款提供擔保的行為，在有心操作之下，已等同于變相向管服對象借款。就此種獲得不正當利益的方式，亦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認定、予以處理。

就此，《浙江省防止領導干部違規參與民間借貸行為規定（試行）》第六條中明確規定：“領導干部在參與民間借貸中,不得實施下列行為：（一）與管理和服務對象以及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或個人發生借貸、擔保、居間介紹等關系”。

黨員違規違法借貸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是違紀違法的開始，損害的是清正廉潔的黨組織形象。違規借貸行為并非某些黨員干部自認為的“小事情”，而是輕則違紀重則違法犯罪的“大問題”。黨員合規合法開展借款行為務必注意別觸及兩條紅線，黨紀上而言黨員尋求借款的主體不應當為管服對象，刑法上而言更不得以借款為名行受賄之實、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

此外，向管服對象變相借款的行為亦可能觸犯黨紀紅線。例如黨員借由網絡貸款平臺接收管服對象的借款、借用管服對象的股票賬戶炒股、令管服對象為其提供借款擔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