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1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關于提請審議《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的議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了說明。《草案》分為4編17章，共207條，各編依次為總則、實現金錢債權的終局執行、實現非金錢債權的終局執行、保全執行以及附則。本系列文章，筆者將就《草案》重點、亮點予以逐一解讀。
（一）增加規定了善意文明執行原則
《草案》第五條規定“民事強制執行活動應當公平、合理、適當，兼顧各方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不得超過實現執行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些地方執行措施比較激進，不當地限制了被執行人的人格權，甚至出現了對被執行人配偶、子女在教育、就業進行諸多限制的不當做法。此類做法有悖法治精神，不利于真正維護法律權威。《草案》這一規定，和此前相關善意文明執行規定的精神一致，為規范執行行為，劃定權利邊界提供了法律原則支持。同時，“不得超過實現執行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即規定了強制執行的比例原則，這一點體現了司法權利自我約束、兼顧各方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的的立法宗旨。
（二）強調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科技
現代信息科技對于解決強制執行活動中的“找人”、“找物品”等傳統難題，在近年來提供了大量助力，其中大數據技術更是有著更廣泛和頻繁的運用，例如已經構建的失信執行人數據庫、被執行人數據庫等等。此次《草案》與時代并進，強調應當充分運用現代信息科技。
（三）完善規定執行人員組成、職責和權限
《草案》第十條明確完善了“法官——執行員——司法警察”的人員組成結構和各自職責，崗位職責明確有利于提高執行效率，其中“執行員”崗位的任免、管理，相比較法官等崗位有《法官法》等法律予以專門規定，對其性質、權利義務、任職、回避、責任承擔等制度有必要于此后進一步予以完善。
此外，《草案》第十條第三款規定了執行權與審判權相分離，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相分離的執行權力運行規則，有利于在獨立和制衡中實現公正執行。
（四）修改申請執行時效制度
《草案》第十五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執行依據確定的民事權利的時效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同時訴訟時效期間不滿三年的，重新起算的時效期間為三年。對此，筆者認為：
首先，《草案》以立法形式將申請強制執行的權利保護期限規定為“時效期間”，此類“時效期間”有所區別于傳統的“訴訟時效”（后者目前在理論和實踐中主要被視為具有抗辯權性質，需由當事人主動援引），在后續司法實踐中對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有待進一步豐富。
其次，《草案》規定，訴訟時效期間不滿三年的，請求執行保護的時效期間按照三年起算，體現了充分保護權利人合法民事權益的立法態度，實踐中部分案件在適用一般訴訟時效（三年）和較短的訴訟時效上存在一定爭議，《草案》這一規定有助于在申請執行環節消弭此間的權利保護期限長短差異。
最后，不得不注意到，根據我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請求權，不動產物權和登記的物權返還請求權，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請求權，撤銷權，解除權，都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則此類案件“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執行依據確定的民事權利的時效如何確定，是否都不存在期限要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
（五）完善變更、追加被執行人制度
《草案》第十九條規定了可以被變更、追加為被執行人的主體范圍，具體包括以下六類：
1、執行依據確定的義務的承受人等主體;
2、執行依據確定的義務人是遺產管理人等主體時的繼承人等主體;
3、為執行依據確定的義務人或者前述兩項規定主體的利益而占有執行依據確定交付的特定物的占有人;
4、非法人組織不能清償債務時對該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普通合伙人、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等主體;
5、法人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依法對該債務承擔清償責任的出資人;
6、有限合伙企業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未繳納或者未足額繳納出資的有限合伙人。
上述六類情形是近年來變更、追加被執行人裁判規則和制度的總結，也劃定了目前我國強制執行法律制度中“變更、追加被執行人”的種類，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情形中，排除了配偶僅僅因為以婚姻關系為基礎的夫妻共同財產共有關系而被追加為被執行人，這與近年來的審判實踐、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也是相一致的。
（六）便利執行和高效執行措施
《草案》第二十九條規定了“送達地址確認書制度”，規定在訴訟、仲裁、公證等程序中確認的送達地址，如申請執行時，執行依據生效未滿一年的，可以直接適用于執行程序，大大提高了執行送達的效率，也是對此前各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的有力總結。但目前存在疑問的是，如各方當事人在相關協議、文書、函電中確認的送達地址，能否直接適用于后續的訴訟、仲裁乃至執行程序中？筆者認為，對此問題應兼顧效率與公平，當事人在書面協議中約定的送達方式和送達地址，固然是其意思自治的內容，但仍應考察其實際是否存在送達事實、相關地址是否具備送達條件，因送達問題涉及后續爭議解決程序的正當性，涉及訴訟法體現的國家公權力對公民訴訟權利的保護水準，不完全屬于私法“意思自治”范疇，茲事體大，或許避免在立法中“一刀切”是明智的做法。
《草案》第三十條規定了電子送達和公告送達，上述送達方式和送達期限，較之以往，都體現了較大的便利性和較高的效率（公告期限縮短為十五日，再次公告的，僅需三日），但如何在此過程中完善相應的具體規則和做法，體現兼顧效率和公平，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七）進一步解決消極執行、亂執行問題
強制執行活動面對各種不同執行依據、權利類型、當事人情況，客觀上形成一套流程完全一致、足以解決各類問題的規范或者標準，難度極大，缺乏統一規范也導致了各類消極執行、亂執行問題。《草案》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人可以就其認為人民法院應當實施而未實施的執行措施，向執行法院提出書面申請，執行法院應在七日內審查并予以答復。《草案》第三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還可以主動撤銷或者變更錯誤的執行行為。上述兩條規定，都體現了在立法層面進一步解決消極執行、亂執行問題的制度安排和立法決心。
（八）更加完善的執行調查規定
《草案》在第五章《執行程序》專設第三節“執行調查”，規定了對執行所需要財產的調查方式，該節匯總了目前有效的做法并予以進一步細化，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部分有以下幾點：
第一，充分細化規定了被執行人報告財產的內容，要求被執行人對其放棄債權、提供擔保、消極處分財產等行為一并納入報告范圍，更加科學全面，也將對被執行人造成更大震懾和警示；
第二，強調人民法院向有關組織和個人進行查詢和對查詢結果提取、存儲的權力，以及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與持有主要財產、身份信息的組織建立信息網絡平臺；
第三，將委托律師申請調查令制度上升為法律制度，委托律師申請調查令是全國各地法院執行實踐中，一項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是域外國家的有益司法經驗，但各地雖然出臺了若干規定，但均未上升為法律規范層面，此次《草案》充分吸收了司法實踐的寶貴成果，首次在“執行調查”中規定了“調查令”制度，相信該項制度將能大大助力執行效率，成為申請人依法調查可供執行財產、解決“執行難”的有力武器。
第四，專條明確規定了執行審計制度，《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申請人有權申請對被執行人進行審計，經人民法院準許后被執行人有義務提交審計資料。“執行審計”對于解決法人執行案件，充分挖掘公司財產、追究未全面履行公司資本充實義務的股東責任具有重大意義。
（九）規定了信用修復內容
《草案》第六十六至第七十條規定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與以往比較，《草案》在“未成年人不得納入失信名單”、“失信名單期限原則為兩年以下”、“法定代表人不得僅僅因為企業失信而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等規定，體現了失信名單“既要能上也要能下”、信用懲戒與信用恢復相結合的善意文明執行司法理念。
（十）專節規定“協助執行”制度
《草案》第五章第六節專門規定了“協助執行”，詳細規定了諸如調查財產、查找下落、查控財產、限制出境等協助事項，并且規定了協助執行的形式、流程、違反協助執行義務的后果、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權利，使得協助執行在應當協助、如何協助、不予協助的責任、相關當事人如何權利救濟等方面“有法可依”，更加具體的協助執行制度將有利于提高執行效率、取得執行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