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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研究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適用范圍解析 ——基于黨務信息公開視角

2019-07-15 09:47: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19修訂)(以下簡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19年4月3日通過,并于2019年5月15日起生效。其中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者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主管部門投訴、舉報,也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該條為公民、法人在申請政府信息公開中舉報、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黨的機關及相關組成部門是否應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司法實踐存在不同認識。本文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黨委”為關鍵詞對于行政案件進行檢索,共獲得1155篇裁判文書,其中:基層人民法院裁判文書645篇,占總數55.84%;中級人民法院裁判文書389篇,占總數33.68%;高級人民法院裁判文書94篇,占總數8.14%;專門法院裁判文書19篇,占總數1.65%;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8篇,占總數0.69%。

經過前述裁判文書的比對,本文發現前述裁判文書集中在以下案由上:

 
通過查閱前述裁判文書,我們發現在司法實踐中,黨政聯合發布的文件應否作為政府信息公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問題。在司法裁判中一部分法官認為黨政聯合文件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調整范圍,另外一部分則相反認為黨政聯合文件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調整范圍。具體法院對是否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調整范圍的解釋均涉及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這需要判斷黨政聯合文件是否屬于第二條所稱的政府信息。
 
一、黨的機關是否應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基于判例的觀察

(一)黨政聯合文件一般不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案例1:(2018)最高法行申798號郭小兵、江蘇省人民政府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

最高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問題是,再審申請人郭小兵所申請公開的“江蘇省委、省政府辦公廳正式批復20個鎮改革試點方案”信息是否屬于被申請人江蘇省政府的政府信息公開范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公開政府信息的活動,適用該條例。可見,行政機關或經法律法規授權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有關信息的公開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而黨組織制作的黨務信息以及黨組織制發的黨政聯合文件一般不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本案中,再審申請人申請公開的信息是以中共江蘇省委為制定主體并以黨委文號制發的黨政聯合文件,并非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調整范圍,更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條規定的行政機關主動重點公開的政府信息。江蘇省政府作出《答復告知書》,以再審申請人所申請公開的信息不屬于江蘇省政府公開范圍為由不予公開并無不當。

評析:

以最高院公布的案例為例,從制定主體、制發文號加以判斷,黨組織制作的黨務信息以及黨組織制發的黨政聯合文件被視為一般不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更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條規定的行政機關主動重點公開的政府信息。
 
案例2:(2016)京行終2343號張亞杰與北京市人民政府等其他二審行政判決書

一審法院認為:張亞杰向房山區政府申請公開的《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政府關于成立軌道交通房山線征地拆遷指揮部的通知》(京房文[2009]3號),是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以黨組織文號向北京市房山區“各鄉鎮黨委、政府,區直各部委辦局,各人民團體,各總公司和高等院校”制發的黨政聯合文件,其性質屬于黨務信息,其內容未對行政管理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不屬于前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的政府信息。

二審法院(北京高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張亞杰向房山區政府申請公開的《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政府關于成立軌道交通房山線征地拆遷指揮部的通知》(京房文[2009]3號)。根據業已查明的事實,該文件是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以黨組織文號向北京市房山區“各鄉鎮黨委、政府,區直各部委辦局,各人民團體,各總公司和高等院校”制發的黨政聯合文件,其作用是設置“拆遷指揮部”的組成機構,明確組成人員和機構職責,其性質屬于黨務信息,不屬于前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的政府信息。
評析:

以北京高院為例,判斷黨政聯合文件是否需要公開的關鍵點在于,文件的性質是否屬于黨務信息,以及文件內容是否對行政管理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
 
(二)黨政聯合文件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案例1:(2018)最高法行申978號區少坤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

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均認為:本案中,區少坤向廣州市政府申請公開“公車改革的公車管理及處罰制度”,不服廣州市政府作出的被訴答復提起本案訴訟。由于廣州市有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相關文件系以市委辦公廳文件編號印發,屬于黨委文件,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政府信息范疇,廣州市政府對此已予以答復和釋明,且區少坤亦不能合理說明申請公開相關信息與其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關聯性,因此,廣州市政府作出的答復對區少坤的合法權益不產生實際影響。

最高院認為:區少坤申請公開相關信息及廣州市政府作出最終答復時,《辦法》尚未頒布施行,廣州市政府對公務用車相關信息未予公開并無不當,區少坤的該項申請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辦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黨政機關應當嚴格執行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各項規定,將公務用車配備更新、使用、處置和經費預算執行等情況納入內部審計、政務公開和政務誠信建設范圍,接受社會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其他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應當主動公開的,屬于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的情形。也就是說,《辦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的情形,在《辦法》施行后,對于公務用車的配備更新、使用、處置和經費預算執行等情況,有關機關應依照中央要求將其逐步納入政務公開范圍,接受社會監督。

評析:

該案雖然直到再審階段,法院都沒有支持原告的信息公開申請,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認為,黨政機關發布的文件本身要求某類信息需要信息公開的,雖然發布機關是黨的機關,但是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其他依照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應當主動公開的,屬于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的情形”予以公開。
 
案例2:(2016)豫行終97號劉世斌與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政府二審行政判決書

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一審認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該政府信息的行政機關負責公開”,根據中原區人民政府提交的證據材料《轉辦單》“業務單位回復意見”第3條的內容,證明區委辦公室和區政府辦公室聯合作出《關于成立中原區址劉村拆遷安置工作指揮部的通知》文件,該文件系劉世斌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中原區人民政府系該文件的制作機關,在劉世斌提出相應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應當向其公開相關信息。中原區人民政府提出“指揮部組成人員不屬于政府信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作出的答復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應予撤銷。

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政府二審上訴時辯稱:《關于成立中原區址劉村拆遷安置工作指揮部的通知》的制作機關中原區黨委,并非政府,該信息并非政府信息,上訴人答復正確,請求撤銷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劉世斌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劉世斌申請公開的關于“中原區址劉村拆遷安置工作指揮部的人員組成”信息屬于政府信息,中原區人民政府依法應予公開。中原區人民政府2014年11月21日作出信息公開答復,認定劉世斌申請公開的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依據不充分。

評析:

當黨和政府聯合發文時,有些法院認為政府作為該文件的制定機關,理應向申請公開的公民公布相關文件。
 
二、總結

從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外公示的案例可以看出,除了文件加蓋了政府公章、政府是文件的制作機關、文件內容屬于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職責范疇等情形外,黨的部門和其他相關組成部門單獨制定的文件,一般被視為黨務信息,不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黨政機關聯合文件是否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司法實踐裁判不一。現行憲法體制下,組織部、宣傳部、紀委等是中國共產黨所屬機構,這些機構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依法不能成為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程序被告或被申請人。如果需要了解相關黨務信息,黨員或公民可以依據相關黨規獲取相關信息。但中共中央在2017年12月25日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務公開條例(試行)》,該條例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黨務公開,是指黨的組織將其實施黨的領導活動、加強黨的建設工作的有關事務,按規定在黨內或者向黨外公開。”“本條例適用于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工作機關以及其他黨的組織。”因此,黨的機關和有關部門也需要受到《中國共產黨黨務公開條例(試行)》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