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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3 11:28:00
在人類歷史長河里，從來都不缺故事。在“亞當夏娃偷吃禁果”、“女媧補天”， “諾亞方舟”、“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諸多故事中，我們感知了文明的源起及傳承。其實，述說歷史，凝結價值，植入生活，無不是通過故事完成。我最原始的是非觀，對人事的最初看法，都是源于兒時母親講的故事。我此生與法律結緣，也與母親講的故事有關。兒時很多個夏天夜晚，我沉浸在母親的故事里，聞著院子里陣陣的桂花香，感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母親講的故事里，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一個關于父親的故事——
母親的一個親戚，因兒子在臺灣，也被列入“批斗”對象，在一個晚上，被打得奄奄一息，家人接回后，不久便死去。因為知道“批斗”的殘酷，父母起初住在學校，為了父親人身安全著想，搬到外公家住，這樣一家人好相互照應。
一天，革委會的人突然沖到外公家，來勢洶洶，要求父親立即到公社開會。外公一家人正好在外忙農活，只有父母和三位姐姐在家，連大姐都只是不到五歲的小孩，三姐還在襁褓之中。父親被叫走后，這時，母親快跑很遠，到了生產隊部，把事情告訴鄉里鄉親們。母親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師范的女生，在村里有較高的人望，村里人按當地習俗，父親因此被大家尊稱為 “姐夫”。村里的鄉親父老們聽了母親的訴說，滿懷樸素的親情，緊跟我的母親，帶上鋤頭扁擔，準備戰斗，一路直奔公社。
鄉親們趕到公社時，看見父親在公社會議室里跪著。母親沖到會議室，指著公社姓陳的領導說：“毛主席說，要文斗，不要武斗！……老王今天有生命危險，你們要負責！”
“到了公社你就不要怕了嘛。”陳姓領導眼見許多鄉親在場，一副惺惺態樣說，“你讓生產隊的同志們回去！”
“不！”母親堅決地回答他。
“不能打人！不能打人！”站在公社門口的鄉親高喊著。 那一夜，母親和鄉親們就守在公社門口，直到第二天凌晨，父親從公社出來，他們才一起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父親對母親說：“和我一起去公社的人中，有人被打……他們沒敢打我。”
兩年后，我出生了，就在離公社不遠的衛生保健院里。
這是我最早聽到有關維權的故事，那時，“文革”處在最瘋狂的狀態，維權這個詞在大眾話語中消失殆盡，無影無蹤，母親不知道什么是維權，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就是父親不能被打，正如秋菊打官司，不知道什么是法律程序，她就是要討一個說法。“文革”的經歷，對父親最大的影響，是對政治的恐懼，這毫無疑問影響了我，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投下一道陰影——
在我六歲左右，“文革”剛結束不久時，一個冬天的晚上，一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飯，父親突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手迅速托著嘴巴，臉上露出異常痛苦樣子，然后，慢慢從口中吐出一粒小石子。父親自言自語道：“這米里頭怎么有石子呢？”那時，我們一家人吃的米，都是從公社糧站買的。于是，我高喊：“打倒沿山糧站！”一瞬間，父親臉色煞白，走過來，擰著我的耳朵說：“死孩子，這個話怎么敢說啊！”我哇地一聲哭起來。父親很少打我，父親因內心恐懼，一反常態，他怕我這一聲“打倒”，惹來禍害，畢竟“文革”剛結束，人人自危的時光還沒走遠，誰都沒有把握，死灰不會復燃。這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投下一道陰影，不能隨便說“公家”不好。多年后，我上大學，學完憲法后，我才明白，公民有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利。
這兩個“故事”仿佛是種在我心里的種子，如今，它們都已開花結果。植入人心，影響人生，這就是故事的魔力。翻閱經典，你會發現，數千年中西文明，就是由一個又一個故事構成，也是被一位又一位故事高手傳播延續。在中國，傳統的江湖社會，以《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為經典代表，被一代又一代人傳誦。如今，我們正由江湖社會步入公民社會，需要用公益結社承接幫派義氣，需要通過國家立法轉換江湖規矩。然而，江湖社會日久，江湖氣仍盛行于社會之中，彌漫于廟堂之上，法治深入人心，仍有待時日。鑒于此，我們所在的社會，需要更多的法治故事，而不是沉迷于“宮廷”勾心斗角的大劇。通過一個又一個法治故事，把法治的種子播入心田，法治方能生根發芽。
講故事是人人都享有的權利，而不是一種權力，不應被壟斷。事實上，壟斷講故事的權力企圖，從來都沒有成功過，因為，講故事是人的天性，故事猶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眾說故事的能力，曾經被政治大詞淹沒，呈萎縮之態。如今，大眾講故事的能力正在恢復，誰都無法阻擋。只有人人都可以講故事，人人都會講故事，這個時代才會精彩紛呈。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不僅要說好法治的宏大話語，更要說好公民“為權利而斗爭”的故事，其實，公民的不懈努力，才是最值得珍惜，他為我們如何懷揣法治理想，存活于腳下這片土地，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人生經驗。我在《法治標本丘建東》一文中說——
經濟發展需要名牌，法治建設同樣需要名牌，名牌具有示范效應，具有榜樣作用，具有標本意義。經濟名牌是市場引領者，法治名牌是法治領跑者，丘建東就是誕生于福建的法治名牌。1996年至今的十二年來，丘建東通過個人持續不斷的努力，從消費者權益維護到公民憲法性權利捍衛，以二十二起公益案件在法庭內推動法治進步，他被稱為中國公益訴訟第一人，更是中國法治領跑者。
在二十二起公益訴訟中，丘建東雖然敗多勝少，但他屢敗屢戰，用行動捍衛法治精神，他深感法治的成果要通過法治的方式去贏得，他深知依憑法律的斗爭要靠點滴累進，他深信法治必勝。
目前，在中國，相對于以政府為主導的法治大路而言，丘建東十二年的公益訴訟之路是林間小道，但這邊風光無限，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目光和腳步。在十二年的公益訴訟中，有人認為丘建東是在給政府找茬，屬于不安分甚至叛逆的一類，可正是丘建東式的不安分和叛逆塑造著中國法治的未來。在他這里，讓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可以推動中國法治進步，中國法治進步離不開每個人；在他這里，讓我們明白中國法治進步需要政府與民間的互動；在他這里，讓我們堅信法治不再僅是政府的事，更是大家的事，用建東的話來說就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康梁。”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言：“觀念可以改變歷史的軌跡。”中國的法治建設離不開觀念變革，建東式的林間小道就是對只認法治大路者觀念的修正，我想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認真對待丘建東十二年二十二個個案的原因，也是丘建東成為法治標本的理由之所在。
這將是一個故事繽紛的時代，也是一個事故頻繁的時代，要減少事故，就要多講法治故事，讓法治深入人心，并變為我們生活的方式，唯有如此，江湖社會就漸漸步入公民社會，朝野上下才會有預期，人人才會得安全。講故事既然是人的天性，為政者最要緊的就是尊重和保護好這一人權，人人講好故事，夢想才有可能，社會才有空間，國家才有希望。就此，我將做一個嘗試，講好這個時代的法治故事。